老舍教書很認真，永遠是把授課的材料準備充足，講義編好，然後到教室對學生朗讀，再逐段講解。無論是在“齊魯”或青島的山東大學，時常見他和同學們一起在圖書館閲讀、編講義。有一次同學問他：“最近寫什麼小説？”他回答：“沒有時間啊！” 同學又問：“你每天才教一小時，不是很空嗎？”他説：“可是，我得預備講義呀！這麼一來，一整天就完了。”
由零售精品到批發“行貨”，老舍有很多不得已的苦衷：礙於情面、應酬朋友和增加收入；往往在“半情願”和“半被迫”的情況下，寫了很多“敷衍差事”的文章。他説：“自己覺得很對不起文藝，可是錢和朋友也是不可得罪的。有一次，王平陵兄跟我要一篇東西，我隨寫隨放棄，一共寫了三萬多字而始終沒能成篇。為怕他不信，我把那些零塊都給他寄去了。”
從北伐後到抗戰前，全國文藝*的刊物突然增加了很多。因為“供求”的需要，老舍就“大力增產”。“量”一多，“質” 的方面難免就差了。他説：“因為新起的刊物多了， 大家都要稿子， 短篇自然方便一些……可是還有些是一揮而就，亂七八糟的，因為真沒有功夫修改。報酬少、少寫不如多寫；怕得罪朋友，有時就得硬擠；這兩樁決定了我的——也許還有別人——少而好不如多而壞的大批發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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