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理由》乃錢理羣先生最新一本“退思錄”。錢先生保持了其一貫的思考方式及思考力度，在某種程度上，這是其“攪動靈魂”主題的發展，既是對嚴峻現實的正視，又有超越現實的思考。因此，《活着的理由》的文章集中討論了一系列的“問題”：“活着的問題”，“教育的問題”，“學術的問題”，而貫穿其中的卻是兩個關鍵詞：“活着”與“承擔”。“活着”講現實的生命“存在”：存在的理由、根基、危機等等；“承擔”，則是追尋存在的“意義”，從歷史經驗中提升出的既舊又新的生命存在方式，即所謂對自我、事業和社會的“三承擔”。而在這背後，又有着關於以“價值重建”為核心的“文化重建（學術重建，教育重建，等等）”和“生活重建”的思考。
本來，追求名利也是人之常情，在合理的限度內，是可以成為一種具有積極意義的生活動力的，我們也曾有過把對名利的追求橫加“個人主義”的罪名而予以扼殺的歷史教訓。但如果“過”了“度”，為名利所牽引、支配，人就會為名利所累，進而為其所役，成為“名奴”、“物奴”、“錢奴”，成為給你名和利的權勢者、老闆和大眾的奴隸，從而失去人的自由、自主，這實際是一種人的自我的異化。這就是魯迅所説的，“錢是要緊的”、但“自由”也“能夠為錢所買掉”。
人的內心世界比人們想象的要複雜、豐富得多，充滿着各種對立矛盾、相反想成的因素；但主客觀的種種原因，卻使人只能將多種因素、多種可能*的某些方面得以發展，形*們看到的此人的某種生命、*格形態。但只有他自己心裏清楚，內心的另外一些因素、可能*實際是被壓抑的，未能發揮的，這就形成了某種遺憾。而且因為是片面的發展，就必然存在許多缺陷，對一個追求生命的全面釋放、發展的人來説，他對自己已成的生命形態和*格，必然是不滿的，而苛求某種突破。在這樣的不滿與遺憾中，一旦遇到將自己未能發揮的另一面充分發揮、發展的另一個人，就必然把這“另一個人”看作是“另一個自己”，而且是渴望而不得的“自己”，其如獲知音、欽慕不已、傾心相待之情，是可以想見和理解的。
鄉村教育不能只限於教會學生“如何生存”，用石先生的説法，就是侷限於“離農、為農”教育，以幫助學生“走出農村”或“幫助他在農村更好生存”為教育的全部目的，而更應該關注學生的文明觀、世界觀的培育，使他們懂得怎樣“理解生存”，追求人的“生命存在”的意義和價值。這才是鄉村教育的根本，也是我們反覆強調鄉村文明教育的意義所在。
“學生遲到了，他面帶愧*，站在教室門口輕輕喊了一聲‘報告’。他很尷尬：喊輕了，老師聽不見，聲音大了，又怕驚動大家。教師發現了，也只輕輕地一點頭，讓他回到座位上去。他已經知道遲到妨礙了大家，你儘可能不要多問，你的目光甚至沒有必要停留在他的臉上。我對這樣的學生印象很好。這樣的學生總是很注意個人修養，他們總是想到自己的行為不能妨礙別人。這樣的品格，以後是可以再一個文明社會立足的。”
人之為人，就在於它既是生理的，因此，它和動物一樣都以生存和温飽為首要追求，是為人之“獸*”；但它更是心理的，它有動物所沒有的“神*“，精神的追求，而且在某種意義上，這樣的精神追求是構成了人的本質的。
“那些名次在後的學生，他們的精神壓力和內心痛苦，教師揣摩過嗎？傾聽過嗎？教師為什麼不體驗體驗呢？”
“某次我們在對一本論文作對後的校對時，發現一位學生有一部分內容是抄襲的，如果在平時，我們會抽取這篇文章，同時會對學生進行適當的教育。可是這一次情況不同，因為此時距離高考僅有四五十天，而該生本人已經看過這份校樣了。如果採取行動，有可能會強烈刺激這位學生，使她的事暴露在全年級面前，影響她的高考，從而影響她的未來。但是如果按原計劃編髮這本專輯，我們將承擔編輯責任。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決定撤下這篇文章，——儘管我們會因此受到非議，但是一個孩子能夠比較順利地通過人生關口，進入高校學習，能字啊以後的學習階段改正缺點，這還是‘合算’的。為了保護一個孩子，教師就作出了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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