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查爾斯·李經典語錄

亨利·查爾斯·李（Henry Charles Lea，1825—1909），美國著名歷史學家，美國曆史學會主席（President of AHA，1903）。他被認為是美國第一個歐洲中世紀曆史方面的專家，尤其精通社會制度、法律和宗教史。哈佛大學，曾接受他女兒的捐贈，設立中世紀史方面的亨利·查爾斯·李教授職位來紀念他。其代表作有《迷信與*》（Superstition and Force）、《中世紀宗教裁判史》（History of the Inquisition o...(更多)

法學的歷史，就是一部人類文明的歷史。立法者的工作，不僅在於使其時代的行為和習慣融合成為文化，而且將最深刻的思想和信念實體化，坦誠地直面我們的審視，不帶一絲遮掩。

在12世紀末的英格蘭，我們看到，格蘭維爾宣佈他懷疑法庭能否將這樣的爭議推給一個決鬥的武士，或者作出判決的法官是否應當親身維護判決，以及法官被擊敗時判決會被宣佈為不公正，那麼法院的合法地位到底被置於何地。

人類良知和動機的神祕*，簡直深不可測，我們可以得出驚人的斷言，即這幾個世紀的大錯特錯，可以間接追溯到以“愛鄰如己”作為第二條戒律的那個宗教。不過，事實正是如此。當第一條誡命——全心全意愛神——被迷信引入歧途後，就成了對基督教義的古怪指導。很多年中，被認為百無一失的教會，導致人們認為詮釋者比《聖經》經文本身還要重要。神聖文字的每一位解釋者都在心底認為：只有他和跟隨他的人，才能如神所願地敬拜神，而除此之外所有的儀式，都是對神*的侮辱。他自己團體之外的人，全都會萬劫不復、永墮地獄，而這狂熱的宗教信念，使得“*”成了他對上帝和人類所負的天職。

就像我們所看到的那樣，便有了宗教裁判所，試圖完善一種純屬邪惡的制度。如此頌揚之下，當宗教改革的洪波湧起，喚醒了經年累月形成的思維習慣，這個制度便成為世俗法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擺脱了羅馬桎梏的、最勇猛的宗教改革派，一旦掌握了權力，便像羅馬教廷一樣，幾乎毫不猶豫地使他們對神聖真理的解讀變成了強制標準，在宗教事務和世俗事務中推行着那些他們學來的殘暴教條。

在導致並伴隨宗教改革而來的大眾啟蒙運動中，造就中世紀僵硬體制的那種*，逐漸退去了。那些體制已經完成了它們的使命，而那些斬斷了破敗的羅馬文明的蠻族，最終成為前無古人、更高文明的適行者，在其中，福音書的戒律可能終於得到了實在的表達和踐行。歷史上前所未有地，在基督教的基礎上，普世之愛和悲天憫人的情懷，被承認為西方社會應當以之為根本的基礎。雖然我們脆弱而充滿謬誤，雖然我們依然離救世主的理想尚遠，但我們正在向它前進——儘管我們的步伐既痛苦又躊躇。

蠻族部落被引向抽象正義，儘管道路曲折幽暗，卻終能修成正果，我們對此不必大驚小怪。無論用何種方法，使強者向弱者屈膝，就已是對人*的偉大征服；而且，如果因人*弱點而必須藉助迷信終結鬥爭，那麼，當今天的我們坐享其成時，偏對這樣的方式吹毛求疵，就未免有點兒無聊了。對於未開化的民族，就像對未受教育的人一樣，感*強於理*，並且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於是，如果執着於保持不公的現狀和兇暴掠奪的武士，能夠接受用一場公平的戰鬥或神判來決斷他的訴求，他就已經朝承認公平正義理念、放棄與人類社會生活格格不入的個人孤立邁出了一大步。

本書來源於我所試圖探究的那組法律和習慣，它們被我們的祖先用於探索爭端下隱藏的真相，不僅詮釋了人類從原始野蠻向文明開化邁進的過程，而且向我們揭示了人類思想中某些最離奇的迷思。

在幾個世紀的緩慢演化過程中，只有通過與遙遠的過去相比較，我們才能看到我們的進步；即使如此，進步還是存在的，或許，未來的世代能夠將他們自己從迷信與*的殘酷專斷中完完全全地解放出來。

同時代的德國法律也存在用劍*判決的特權的規定，但是卻伴隨着重重障礙，顯然是打算用巨大的麻煩和高昂的成本阻撓本想用這種方式達到目的的敗訴者們的狂熱衝動。同樣地，士瓦本人的法律則規定，這種方法只能在君主面前進行，而不是在當地直屬的封建主面前；而薩克森人法典要求用紮營決鬥的特別方式，雙方各派出7人在國王面前進行格鬥。這實在太奇怪了，當時所有的上訴都被定期送往封建領主的法庭審理，而同時代的封建法律中反倒絕口不提這一習慣。

另外一種在所有案件中訴諸*劍的訴訟模式又被髮明瞭出來，它使得敗訴一方得以在任何案件中挑戰法庭本身，而且通過這種方式獲得一個有效的相反判決。必須牢記，這樣的做法在當時，並不像對於現代的我們來説那麼荒唐，因為在封建制度下，司法權的確是*中代價最高的權能；而且，除了在王室法官常為神職者的英格蘭，封建領地的法庭多為武士們所把持。在德意志就是如此，那裏的地方基層法官由選舉產生，他們須靈活矯健、身強力壯。

回顧這段殘暴而不公的漫長曆史，我們看到在福音真理被毫無保留地接受的基督教社會，卻以一種連發明瞭刑訊的蠻族立法中都聞所未聞的、冷血而兇殘的態度，將酷刑制度化。羅馬法籍以保護被告利益的小心限制和保障措施——很奇怪地——與從13—19世紀一直令歐洲刑事程序含垢蒙羞的那種無視一切司法原則的慣例形成了鮮明對比。其中沒有哪個種族或宗教能倖免於難。加爾文派教徒將自己在佛蘭德斯遭受的待遇，又在荷蘭施行於他人；天主教徒在意大利如何施為，在英格蘭就要如何忍受；雙方都不覺得如此作為，正使自己失去在倡導世界和平和人類友愛的神聖福音中的份額。

在人類擺脱野蠻矇昧的過程中，日益崛起的理*力量與逐漸式微的兇殘*霸權之間的鬥爭，可謂機鋒處處。我們這一代自作聰明地嘲笑先輩的前後矛盾，其實，那正是人類螺旋式前進道路的一部分，猶如沉默的勝利獎盃般，應當得到尊重，這勝利幾乎完全是在不知不覺中依靠漸進方式取得的。因此，在黑暗時代，我們看到正義的實施竟要披着基督教化的迷信外衣、訴諸*劍和運氣的怪現象，但應當記住：相對於過去那種對*的普遍依賴，這已經是一種進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