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我忙於從事外交事務時,在國內,有關白水事件的新一輪調查開始了。
在白水事件被關注的初期,我的一位朋友因為來華盛頓之前犯的錯誤,被迫辭去*中的職務。
他已很清楚地看到白水事件是口乾井,去佩珀代因大學會是個體面的退出方式,但他的這個決定遭到了強烈譴責。
後來,林堡虛偽地指責道:“調查白水事件或是與該事件有關的記者在小石城遭到了毆打和騷擾。”
羅斯律師事務所對與白水事件無關的而且不再需要的檔案按慣例銷燬這件事,白宮沒有一個人知道。
和華盛頓的戴維·森特爾法官一樣,帕斯科·鮑曼表明了態度,在與白水事件相關的案件中,他也願意做出不同於一般法律規則的例外裁決。
該事務所解釋説,粉碎的材料與白水事件無關,處理的是不再需要的文件,屬於正常程序。
如果我們不能解決這個麻煩,白水事件馬上會顯得好似芝麻綠豆大的小事一般。
甚至生活在現實世界的保守的共和黨人,也反對白水事件的調查活動,他們知道斯塔爾做得太過份了。
説得太對了,不過對白水事件來説,存在着不同的規則。
這次審判與白水事件、希拉里或我都沒關係。
但*檢察官斯塔爾、國會的共和黨人和專門報道白水事件的記者們並不會這樣來玩這個遊戲。
我必須承認,白水事件,尤其是對希拉里的抨擊,對我造成的負面影響比我原先想像的要大。
大約與同一段時間,《時代》雜誌刊登了一幅封面照片。照片上,我坐在桌前,為白水事件而苦惱,喬治.斯迪法諾普洛斯站在我身後凝視。
其它報道白水事件的媒體在這個問題上則保持沉默。
斯塔爾報告中“*”一詞出現了500多次,白水事件提到兩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