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O一六年，我独自一人在东京生活了一年，东京也拯救了我。”受日本*交流基金会之邀，蒋方舟在东京独居了一年。她越来越喜欢写漫长的日记，觉得孤独地生活一辈子也不是坏事。 日记共有四十六则，收录了她最新的短篇小说、演讲和时评，驳杂不失纯粹。从社会、艺术到当今中日两国世间百态，都有其独特又不失严肃的描摹与思考。 同时，这也是一本病历，记录了一个人要活成本来面目所需付出的努力。“就像在东京度过的一年并没有把我变成一个新人，我们只是更像自己本来该成为的样子。” 本书邀...(更多)
真正善良的人是敏感的人，而不是感伤的人，敏感的人*刃永远向着自己，而不会像感伤主义者一样对着他人的伤口作诗流泪。
奥登有首我喜欢的诗：“在正直的人群中正直/在污浊中污浊/如果可能/须以羸弱之身/在钝痛中承受/人类所有的苦难。”
那时，我发现了自己与周围人的巨大不同。对于他们乐观的事情，我很悲观；对于他们相信的事情，我很怀疑；他们听到的赞美和掌声，我听不到；他们听不到的苦难和哭泣，我能听到。 他们生活在光明和希望中，我生活在黑暗和怀疑中——这或许是我从小就写作养成的习惯，当所有人看到的是月亮的光明，我更愿意钻到月亮的背后，去看它凸凹不平的表面。因为我一直认为，月亮的光明是幻觉，丑陋的表面才是真实。
“人在被彻底打垮时才会询问真实。” 这是真的，人在春风得意时，顺风顺水时，驾轻就熟时，理所应当时，对生活得到的结论，全是虚妄。
在世界上所有的职业里，恐怕只有作家是越清醒才能越优秀的。其他职业的成功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我催眠，鼓励自己克服缺点，战胜脆弱。只有作家不需要，作家住在自身缺点搭建成的监狱里。
高浓度的青春逐渐变得稀薄，是从同伴的不断失落开始。这种失落不一定是失联，抑或是志趣道路发生变化。谈话交心往往陷入对彼此生活选择的不赞同，为了不破坏已经伤痕累累的情感联系，索*变得越来越沉默，终于相对无言。
对于他人生命里悲惨的变故，我又爱听又怕听：爱听当然是出于劣根*，人们喜欢听那种把种种复杂的悲剧总结成三言两语的故事，听者像占了便宜；怕听是因为我总以为自己有劝解的义务——至少在口头上“解决”这件事，就像小学写作文时结尾一定要写“今天真是有意义的一天”，把一切都装进一个光明的尾巴里。可我劝解的能力非常差，如果在旧时的农村，大概是妇女圈里最受排挤的。
“眼前苟且”与“诗和远方”是一对虚假的对立。我在东京一年的生活表面看是“诗和远方”，生活在迷人的异域，鸡毛蒜皮消失了，可东京的生活同样存在着无奈的人*、琐碎的沟通、窘迫的算计与虚伪的寒暄。另外，网络的发达让“远方”的概念消失了，我身在异国，却时刻关注着国内的人与事，为我触手而不可及的苦难感到悲伤。正是这些并不美好的细节，才构成了生活的全部。
30多岁的D小姐仍然爱看漫画和日剧，有着一颗少女心。可以用天真去评价她吗？并不是。天真的人很容易世故，某种程度上，天真和世故并不是矛盾的特质，而往往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的不同阶段。天真的人不懂得珍惜这个特质，而是早早地把它当作成长必然蜕掉的皮，轻率地抛弃在一边。抑或像小孩子，走一路采了一路的花，采花时也显得兴致勃勃，充满乐趣，到了路的尽头却毫不在意地把那一捧花向上一撒，扔掉，迅速变得世故。
目睹生命一点一点从老人的呼吸中溜走抽离。
爱想象中的人很容易，可当他们来到你的面前，爱他们就变成了一件困难的事
改变并不难，换个心境，转个身段，人就软软地就势生存——像娶了唐朝女*的玄朗一样。坚持是最困难的，因为那并不是一条路走到黑的执拗，而是无数次自我动摇、怀疑、否定和否定之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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