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書講述稱，上世紀90年代，馬修·波利從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輟學，前往*少林寺拜師學藝，但他找到的卻是一個充滿觀光客的“功夫世界”。
於是我騰空跳躍去扣籃，可只是用指尖勉強碰到了籃筐，球在籃圈上“格格”地繞了一圈，又飛了出來。我試了一次又一次，最終得出了結論——那個籃筐比標準規格的三米零五高出了不少。輪到德清了。他騰空而起，雙手扣籃，就好像拿着一把戰斧，飛起來劈開了籃圈。他們唯恐對我的羞辱還不夠，另一些比斯伯特·韋伯更矮的和尚也繼續一個接一個地扣籃，上演了一出足以媲美NBA灌籃大賽的視覺盛宴。
划拳的時候，我得出了一個結論：*人並不像早期西方評論家所批評的那樣不可理喻。事實上，他們只是不苟言笑。首次來華的歐洲人並沒有過多地關注這一點，也沒有花什麼心思去深究其中的玄機。為了達到一個特定的目標，人們會表現出各種處心積慮的姿態，強顏歡笑、眼神遊離、聲調微轉，這些都能起到恐嚇、愚弄或誤導的作用。而現代美國人所深信不疑的“保持真實”、“忠於自己”和“表達真我”不僅與他們的觀念格格不入，甚至是種詛咒（*人通常不回去寫自白*的回憶錄）。在我看來，*人的互動通常看起來都是呆板僵化的，這是因為雙方都想蓋過彼此的氣場。有人去世後，人們談論的並不是他是否説過謊話，而是他為什麼説謊。他是從哪個角度看待問題的。
安慶是我遊覽過的最窮城市，目光所及之處，唯一的工業就是自行車修理行業。在這個貧窮又遠離海岸線的地方，看見老外仍然是一件新鮮事。我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從他們看我的眼神中，我猜想他們大多數之前從沒親眼見過活生生的老外。他們並不粗魯，只是非常好奇。他們與我保持着一定距離，好像對我還有點敬意，圍成一個半圓形聚集在我的周圍。我繼續吃飯，人越聚越多，我越來越覺得自己像個馬戲團裏的動物。
第二天早城，我一起牀便聽見男人的悶哼聲。我走進走廊，聲音是從董和尚的房間傳來的。他又在和其他女人上牀？門半開着，好奇心驅使我從門縫偷看了一眼。董和尚半裸着下身，把自己的兩個睾丸放在木桌上。每隔一段時間，他就用右手掌重重地打自己的*囊。他一邊掌擊，一邊發出悶哼聲。我畏縮了。經過一陣特別殘忍的重擊之後，我用英語失聲大叫道：“耶穌啊，聖母瑪利亞啊，約瑟夫啊！”
我也立刻理解了，為何神*的追隨者與和尚們都甘願放下世俗的快樂，忘卻紅塵，遁入空門，踏上那純粹的精神之旅：因為，這種感受勝於一切，任何犧牲，在這種純粹的精神境界面前都不值一提。
德清能飛檐走壁，他一定是看出了我跳躍時的乏力——這是我作為白人的通病——因為他把我叫了過去，問我能不能扣籃。
因為當你確信自己能贏時，跟對方的較量就不需要太多勇氣；真正需要勇氣的是在四面楚歌、毫無希望時仍然堅持戰鬥。
計劃經濟有兩個目標，一定要讓人有工作，不管這個工作崗位的設立有無必要（懶惰是資產階級的温牀）；確保每個人都要盯住其他人。管鑰匙的女孩就是實踐這兩個目標的完美例子，這樣，每層樓上都有一個盯梢的。
在別人有求於你的時候，要讓人感到他託福的事比實際情況更難辦，在答應幫忙前最好苦苦抱怨一番，讓對方知道你要承受很大煎熬、付出巨大犧牲，才能幫助別人完成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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