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理*與經驗》經典語錄

對醫學人類學而言，用當今的臨牀實踐與生物醫學知識作為比較研究之標準的不足，能從幾種途徑得到説明。把其他社會的治療活動看做“原始科學”或流行分科的原始形式——比如看做原始手術或民間心理療法——今天基本上已不被接受，至少當説得太明顯的時候是這樣。另一方面，依據生物醫學中流行的範疇和實踐組織起來的比較研究——比如，對“診斷”的跨文化分析被理解作是對患病的個人身體症狀的理解——卻相當常見。然而，這種分析既揭示問題也帶來誤導許多社會的“診斷醫師”很少探查病症，進行診斷時患者甚至常常並不在場。社會領域或精神世界反而往往是受“診斷”的題目。由此，將跨文化分析的基礎放在當今生物醫學中流行的實踐之上，帶來的發現可能假

我們該怎樣來發展這樣一些理論，它們相信行動者“能以種種創造*方式反抗那些控制着他們絕大部分生活的人的權力，同時既不將不屬於他們經驗的各種意識或*形式誤歸於他們……也不將他們的實踐貶低為前*的、原始的、甚或誤入歧途的？”阿布-留赫德問道。我們如何能在人類意識中認出社會和歷史的存在、認出各種形式的自欺和歪曲，同時並不貶低對知識的地方*聲稱？我們如何能以這樣一種方式書寫病患，它既突出我們對活生生經驗之現實的理解，同時仍然言及行動者只是模糊察覺的宏大社會和歷史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