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看電影》經典語錄

我們只是強調人們可以不僅要求哲學家告訴我們應該思考些什麼，或許還可以進一步指出某一行為思維的要求，而不致被引向其他方向。同樣，電影也不滿足於再現事件，它教導我們別樣地去看，而無需強迫我們怎麼看。這樣一來，我們所能對比的不是內容，而是*作——一邊是觀念的,一邊是影像的——，對比哲學研究與電影作品，不把它們看作在不同媒介中言説同一事物的兩種方式，而是看作以其各自表達方式言及同一問題的兩種路徑。人們在電影中比在由概念實現的真理解釋中更容易發現一個哲學家的世界。我們認為，人們可以從中發現一個夥伴，一個對手，一種啟迪，在這裏，人們可以具體體驗別樣思考的意義。

正是在某個與現在有着密不可分糾葛的歷史領域中，福柯與活動影像的這種相遇才獲得了其必要*：它如此深刻，如此現實，甚至引發了人們對哲學活動與藝術實踐之爭的期待。在這裏，哲學活動不滿足於將藝術實踐看作對象，而是要在它身上發現哲學自身的問題，所以這兩者在剪輯或短路中獲得重生，任何一方都重新確立了它們堅定不移的走向。比如，《電影手冊》的批評家們和導演（勒內·阿里奧）就抓住了1973年福柯出版的皮埃爾·裏維埃回憶錄提出的問題：一個“人説出了他沒説過的話”，並與所有話語的教條主義決裂；反過來，福柯又從瑪格麗特·杜拉斯或沃納·施羅德的影片中發現一種“解構”身體的新方法，開啟了一種享樂的新用法。

電影與歷史的關係問題近幾年來一直得到廣泛的關注。奇怪的是，米歇爾·福柯的名字似乎遊離於這些研究之外。儘管福柯沒有寫過純粹意義上的活動影像論文，儘管他在這方面的論著不多，但人們仍記得福柯也曾偶爾涉獵電影，比如：法國電影資料館甚至專門舉辦過一次以“福柯與電影——記憶影像，權力影像”為主題的電影節，以紀念他與電影的相遇。可是，這似乎並沒有讓任何人產生要對這兩次“相遇”進行比較系統的對照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