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要研究的是胡適。這位二十多歲就暴得大名的人物，從青年起就一生都是新聞媒體注意的對象，也是學術界一個久有爭議而很難處理的題目：前些年是貶多於褒，近幾年則褒多於貶。而本書要做的就是幫助讀者更好地去了解這個飽受爭議的人物——一個1891-1929年間的胡適。
他早年在《非留學篇》中就強調出國留學是以不留學為目的：“留學乃意識緩急之計，而振興國內高等教育，乃萬世永久之圖。”如果後者不能成功，則學子不得不長期留學，將“永永北面受學稱弟子國”，而“神州新文明之夢，終成虛願耳”。近日兩岸留學仍是正途，此岸尤趨之若鶩；則至少在這一層面，“神州新文明之夢”，的確也還是夢。
胡適的這些話藴含着多重意思。人人都知道這理由反説之意。他所列舉的言論自由的處所，正是當時“質詢”他的地方；代表言論自由的雜誌，也正是“圍剿”他的機構。以胡適的謹慎，竟然在有許多海外來客的公眾場合説出“圍剿”這樣的字眼，可知其生氣的程度已非一般單忽視也不全是説反話。以為*和雜誌上也都有人在為他説話。而且胡適不能説——甚至自己也不能想——他所認同的地方詩歌不講言論自由的地方。胡適是要給*和世界留下一個“完整一致”的形象的，這是他許多時候雖已很勉強也不肯認錯的一個下意識的自我保護行為。
別人拿他當偶像，他卻想幹實事，這也正是胡適晚年幾乎事事不順的一個重要因素。
胡適早在1916年的白話詩《孔丘》中就説過，“知其不可而為之”乃是“真孔丘”的主要精神。這是真解悟，大約也有夫子自道的意味。他自己就有孔子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宗教*使命感，且終生實行之。同時胡適又一向“寧可失之忠厚”，此次雖然確實生氣，仍委婉出之，對國人寄予厚望。
同時，胡適又有君子善假於物的大優點。他説，與朋友討論，“本期收觀摩之益也，若固執而不肯細察他人之觀點，則又何必辯也”。不管爭論討論，胡適都最善於整合別人觀點，據為已有。留學生許肇南主張一國命脈在中等社會，特別提倡社會改良。胡適有詩記許氏的觀念説：“諸公肉食等狐鼠，吾曹少年國之主。……願集志力相夾輔，誓為宗國去陳腐。”這些後來都不同程度地成了胡適自己的意見。觀胡適許多書信文章中的新觀點，常常能在其日記中發現不久前恰與人討論或爭論過。
從某種意義上説，20世紀西向知識分子將舶來品當做自己的傳統，和今人將某些西方觀念當做*人文精神這些現象，未必就體現了他們對國情的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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