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皇帝回來了，麪包也是不會有的。一個有兩千多年帝制傳統的國度，驟然變成共和體制，沒了皇帝，民眾的確感到不習慣、不自在。將*辦成共和的人們，卻又做不好共和，或者説，根本不會辦共和。所以，舉國上下，怎一個“亂”字了得？掛龍旗，無非是這種不習慣、不自在的反*。*需要一個皇帝，民眾需要一個王法。但是，底層社會卻沒法兒推出一個皇帝來，即使推出來，也沒有人認賬。而上層社會一部分人推出的皇帝，另一部分人也不認可。袁世凱做不成，小溥儀，也坐不穩。即使坐穩了，也沒法兒帶給民眾好日子。共和做不好，退回帝制去，又不成。這就是當時*可悲的現實。
我為什麼要寫張勛復辟？這個事，説起來挺簡單。雖然説，這些年一直在晚清和*這一帶轉，但可寫的東西，其實挺多，不一定非得落到張勛頭上。最直接的刺激，是兩三年前，有人出大價錢，讓我寫*題材的電視劇，點的，就是張勛復辟。這個價錢，比我寫專欄、出書都高，高到無法類比，不由得我不動心。記得去年（2012年）翻明人筆記，翻到過一則逸事：明代圖書市場發達，好些讀書人是靠寫書掙錢的。有書商找自己熟悉的某小名人約稿，小名人説，先拿一摞銀子來，放在案頭，哪怕寫完了你再拿回去，這錢必須有，因為它提神。
然而在袁世凱時代，段祺瑞卻沒有這樣恭順過，很少親駕總統府不説，做陸*總長的時候，要用徐樹錚做次長，老袁不高興，説到處都是東洋*，但段祺瑞還是堅持用了。袁世凱成立陸*模範團，用袁克定做團長，段祺瑞也持異議，最後逼得袁世凱不得不自己來幹。
一般來講，*鬥爭，是要憑實力説話的。如果是這樣的話，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間是鬥不起來的。段祺瑞是北洋之虎，而黎元洪，充其量只是一隻住到了*裏的貓。段祺瑞是袁世凱之後，當之無愧的北洋領袖，多數的北洋舊人，無論有勢力無勢力，都服他。用周作人的話來説，“府方的謀臣便只是掉筆頭的幾個文官，院方的黨羽卻都是帶*的丘八”。但是，後袁時代的情勢，卻造就了這場紛爭。
進步史觀是個好東西，這樣的歷史觀，讓人們樂觀，也讓人踏實。無論現實多麼黑暗，多麼無望，人們都會有希望，因為歷史不會倒退，開倒車是不可能的。但是，人們也許忘了，在*的歷史上，倒退跟進步一樣，是經常出現的。五代十國，相對於唐朝，就是倒退。金與元，相對於宋朝，也是倒退。明清的絕對主義皇權*，相對於漢唐，當然也是倒退。帝制被國人反掉了，但比帝制還要*的制度，卻從側門溜了進來，又怎麼樣了呢？
*亥的突變，給*留下一道難解的題。*的亂局，就是這難題的展開。這個難題，國人想做也得做，不想做也得做。做難題，要有三個條件，一有知識，二有時間，三有耐心。復辟回到從前，和跨越式發展，走捷徑，都是沒知識、沒耐心的表現，都是動輒來結構*的顛覆。從本質上，文化保守主義者跟後來的激進主義者，犯的是一樣的錯誤，只是方向相反而已。
張勛復辟，實際上是洪憲帝制的一種延續，也是後袁世凱時代*的一場突變。突變之所以發生，直接的刺激和誘因，就是府院之爭。
權術並不是不能用，但若是一個人沒有大韜略、大格局、大想法，那麼，權術用多了，可能就會適得其反。
但是當時的學生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在他們看來，只要我是愛國的，怎麼做都可以。他們去衝擊趙家樓，把曹汝霖家燒了，把章宗祥打個半死。當時大家認為他*了，然後就打了他，把他家燒了。曹汝霖幸虧躲了起來，否則可能被學生打死了。學生認為自己完全正當，整個社會也認為這些行為是正當的。只有兩個人不這麼看：一個是梁漱溟，他説，雖然你是愛國的，但你必須承認你的行為是違法的。
然而，一旦國家上層下令要辦新學堂，而且把科舉廢了，那麼，科舉與教育之間的牢固聯繫就被一下子掐斷，底層就開始亂了……後來有些農村的文化根子斷了，沒人會寫對聯，於是過年時只能拿口大碗，在碗邊上蘸墨後就往紅紙上扣，蓋成幾個大圈圈，然後就當是對聯往門上貼。或者説就像現在城市裏這樣，只要花錢就能買到寫好的對聯，但是上面的話都差不多，顯得特沒文化
我們為什麼要學歷史？我的一個朋友曾提過一個很好的比喻：一天早上你起來突然失憶了，忘記自己是誰了，想想看你今後該怎麼生活——你誰都不認識，這意味着忘掉了自己的歷史。歷史看起來好像沒什麼用，但實際上我們是離不開它的。其實對於一個民族，無論是其整體還是個人，記憶都是不可或缺的，歷史就是民族的記憶。很多人現在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處於失憶狀態，所以一直安放不好自己的位置，在歷史長河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世界格局中也定位不好自己的位置。
歷史就是民族的記憶。
國文精選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