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1959年～），原名王進文，*人。傳記隨筆作家，周作人、張愛玲研究者。自由撰稿人。
經歷了生死之後，隔着死去看生，才明白生的意義。這樣我們才會努力生活得更好一點，努力對另外一個人好一點。我們對待故者的態度，其實就是我們對待自己的態度。我們珍惜一個離去的人，其實是珍惜他和我們在一起度過的那段時光。
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尋找什麼，同時也清楚地知道他尋找不到；這些動着的人和車，這些不動的房子和牆——那個懷抱，那種安慰，他尋找不到了。
我是“悔其少作”的，最早寫的幾十萬字小説習作，已經在二十五年前燒掉了，有一次寫文章中言及此事，道是“幸未謬種流傳”。另有一句老話叫“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較之“悔其少作”顯然有程度上的差異，我現在可以説正處在二者之間，雖然實際歲數早已超過那個期限，好像要坐實“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似的。這也就是我將自己過去寫的小説重新編選出版的原由。其實我出別的書，又何嘗不是如此。即使是正在寫的，未必沒有一個“非”字在未來等着。勉強説是覺悟不到，然而我想，如果確定能有覺悟的那一天，覺悟得晚一點兒也未嘗不可。
我想説的是，當年寫的東西，停筆之後整整二十年不曾寓目。還是母親在替我編“三十年集”時提起，你不是寫過不少小説嗎。我這才從寄放在人家地下室的若干紙箱之一中找出來，不論當初發表的刊物，還是手稿，紙張都已經泛黃了。
母親去世後，我的表姐和我談到母親對我的”無條件的支持“，我就想那是一種大地似的支持，沉默，然而切實。只是我一向把這當成生活的常態了。就像我們每天行走，站立，未必意識到腳下的大地——也許直到有朝一日大地塌陷，我們才能意識到它的存在。
此其我想到《列子·楊朱》所云：“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現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兇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
正所謂“睹物思人”——這種“思”鮮明、強烈到有種將人逼至角落之感，簡直難以承受。
我在父親去世後寫過下面這段話：父親去世給我的真實感覺並不是我送走了他，而是我們一起走了很長的一段路，他送我到一個地方——那也就是他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後時刻——然後她站住了，而我越走越遠，漸漸看不見他了。有一次去看話劇，忽然悟到：父親去世，我的人生第一幕結束了；母親去世，我的人生的第二幕結束了；那麼現在是第三幕，也就是最後一幕了。父母都不在了，對我來説，我出生之前的歲月好像都盡歸諸虛無，很多歷史的、背景的、親緣的關係隨之消失。最能將已經去世的母親與此時當下聯繫在一起的，就是這種日常生活的氛圍、她曾經享有的，或者她永遠錯過的，簡單、平凡、然而強烈，持久。
現在我讀這些文字，感覺母親出國一看的期望，以及終未成行的失望，是那麼黑暗而沉重；這裏則彷彿是縫隙之間透出的一點光，是母親對於期望的去除的一瞥。記得她曾以安徒生筆下的賣火柴的小女孩自喻；那篇童話寫道：“誰也不知道，她曾經看到過多麼美麗的東西。”
死之確定，可能使生更其確定，也可能使生很不確定。滿足或遺憾，快樂或痛苦，也許想大家一貫認定的那樣處於人生對立的兩極，也許它們根本就是一回事。我們只能站在“曾經存在”之外去看它；同樣，我們無法站在“曾經存在”之外去看它。
這念陷我於困惑不解：滿足，遺憾，快樂，痛苦，這些感覺彷彿很堅實，又彷彿很脆弱——它們太依附於生了，他們無法超越死。如果人的一生無可避免地要歸結為一個“死”字，那麼此前所經歷或未經歷的一切，可能都在這種概括、這種定義裏成為細微末節，無關緊要，乃至完全可以忽略不計。當然也可以説，它們因而變得至關重要，就因為有過就是有過，沒有過就沒有過。
父親去世給我的真實感覺並不是我送走了他，而是我們一起走了很長的一段路，他送我到一個地方——那也就是他在這世界上的最後時刻——然後他站住了，而我越走越遠，漸漸看不見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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