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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剛經典語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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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剛經典語錄

唐德剛(1920年8月23日-2009年10月26日),美籍華人學者,歷史學家、傳記文學家、紅學家;1920年生於安徽省合肥市肥西縣西鄉山南館唐老圩,就讀於舒城中學。1939年,入重慶國立*大學(南京大學)歷史學系;1943年畢業,獲學士學位;1944年,在安徽學院史地系講授《西洋通史》;1948年,赴美留學,1952年獲哥倫比亞大學碩士,1959年獲史學博士;後留校任教,併兼任哥倫比亞大學中文圖書館館長,負責口述歷史計劃*部分;1972年,受聘為紐約市立大學教授、*研究繫系主任;曾任紐約文藝協會會長;2009年10月26日,因腎衰竭卒於美國舊金山佛利蒙家中,享年89歲。


經典語錄

概念既然絕對化,只容“信仰”,不許“探索”,則科學就變成了神學。

再者在帝王時代的*,三千年來一向是“娼優”並列的。樂籍是*階級社會中的最下級品流,與外界是不通婚嫁的。《鞠部叢譚》中説:“凡名伶無不有幾重姻戚;蓋昔時界限甚嚴,伶界不能與外界結姻。”蘭芳的岳父王佩仙便也是個名伶。佩仙的五個女兒也分別地嫁了五個出名的戲子。

蘭芳在清末本專唱青衣正旦,所謂貼旦。*以後乃兼唱花衫。他本人是以皮黃起家的。但他並未忘記他梅家祖傳的崑曲。《刺虎》便是他崑曲的拿手戲。 *戲劇自宋元而後以至於他們梅家之崛起,都是崑曲的天下。自元人雜劇到吳梅所蒐羅的一百四十六種“清人雜劇”,騷人墨客們也着實下過了一番功夫。至於情節的動人與夫唱詞的嫻雅,崑曲可説已到登峯造極的程度。惟其伴奏的樂器則只以笛子為主。

這一類的社會史料,在清人的筆記內真多不可數。清季士大夫階級荒淫的罪惡,真罄竹難書。但是這個罪惡的淵藪便是蘭芳出身的社會背景。由此也可知道他的職業的*質。

一個曾經看過梅劇的蘇聯劇作家問*駐蘇大使顏惠慶説:“你們*人為什麼要用個男人來扮演女人呢?”顏説:“如果以女人來扮演女人,那還算什麼稀奇呢?” 蘭芳現在是名滿全球了!但是老實説西方人之欣賞梅劇,恐怕多少要受幾分好奇心的驅使。可是我們看慣了“男人扮演女人”的幾萬萬*人和日本人,為什麼又對他瘋狂地愛慕呢?這分明不是因為他“稀奇”;而是因為他“更別有擊人心處!” 蘭芳才四歲時,父親便去世了。十年之後母親又死了。他既無兄弟,又無姐妹,所以一小便孤苦伶仃,正如他自己所説的:“世上的天倫樂事,有好些趣味,我是從未領略過的。”

在那種農之子恆為農,工之子恆為工,考究出身非常嚴格的社會裏,他們梅家便世世代代做着優伶。但是在那個時代,做個伶人也着實不易。他要應付當朝權貴;他要敷衍地方上的惡勢力;還要濃粧豔抹地去為捧客們徵歌侑酒。據説梅巧玲還有幾分俠氣,每不惜巨金去救濟那些為他捧場的寒士。所以他雖然做了四喜部頭,也往往入不敷出。所以當他於光緒八年病死的時候,遺產所餘也很有限。

據説蘭芳少時即“以家貧,演戲之暇,時出為人侑酒”。有一個廣東籍姓馮的豪客為他“營新宅於蘆草園。屋宇之宏麗,陳設之精雅,伶界中可稱得未曾有。馮又延請豪貴,往來其宅中,因之梅之名譽大著”。關於這位馮姓豪客於*初年在*傳説尤多,今姑從略。蓋那時捧梅者甚眾,不必多考。

嚴格地説起來,崑曲是近乎話劇的。欣賞崑曲,與其説欣賞伶人的唱工,倒不如説欣賞戲劇本身的情節,熊佛西先生説得好:“大多數舊劇是隻有‘故事’而無‘劇’的。”崑曲尤其是無啥可“唱”的,儘管當今還有批文人雅士如趙景深者流還在繼續的唱下去。 *詩人們所欣賞的“小紅低唱我吹簫”,與其説是欣賞音樂,還不如説欣賞意境的好。

胡先生治學的態度是和馮友蘭、顧領剛諸先生不同的。馮、顧諸先生是舉一反三。有點*據,就先把議論發了再説。馮著《*哲學史》的第一版就錯誤百出;到二、三版再慢慢改正。胡氏則不然。第一,他是受了他自己所倡的口號所限制,堅守有論必有據的原則。所以就“無徵不信”這一治學規律來説,胡先生絕對是當代第一人。第二,他也是受了他底盛名之累。他出的書第一版就不能有大錯。胡適之治學,讓人抓住小辮子,那還了得?!所以他不得不特別謹慎。

“哲學”和‘宗教”如今已不能再談“真理”,它兩位老人家只能在“追求意義”和“滿足情緒上去尋求自保之道了。

一次胡先生外出,胡太太一人正在廚房燒飯,一個彪形大漢的竊賊,忽然自防滅樓梯、’破窗而入:幸好胡老太太沒有學會一般美國女人臨危時的尖叫,她老人家只是下意識地走向公寓大門,把門打開、…反身對那悍賊,大叫一聲GO!真是積善之家,二必有餘慶,卜那位大薰娥,、看了胡老太太一眼,’真的從門口Go,了。她老太太把門關好,又逸地回廚房燒菜去一了。

在這方面胡適倒的確是個例外。他真是個百通一通的大材。不過一個人的精力究竟有限。在胡氏無所不通的學問裏,有許多方面在*人士看來,只不過是各該*範圍內相當高度的常識罷了。而胡先生親手“拿鏽花針”的*—如他中年所搞的“禪宗”;晚年所搞的“水經注”—則又與*科學無關。因而胡先生談起大的*問題來,事實上是以常識論政。“國體”和‘組黨”一類的問題,又豈是常識可以應付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