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隊海*陸戰隊士兵剛剛登陸，他們隱藏在黑暗的太平洋灘頭，十分靠近敵方火力。他們一直都表現得十分勇猛，並且確信能“打敗任何敵人”。他們總以為在攻佔陣地後就會被上級撤換下來，由步兵去鎮守陣地。然而事實卻總是背離他們的精神。他們不得不服從命令，“將對方置之死地”。當這一事實發生後，這些士兵不僅暴露在狙擊手面前，而且不得不放任一種混合了憎惡、憤怒和恐懼的感覺在他們胃裏翻滾。
他一開始選擇成為醫護兵是因為他不敢帶*。他對任何人都恨不起來。（顯然，作為一個海*陸戰隊隊員，他太過善良了，他從不喝酒或抽煙，甚至從未咒罵過別人！）現在看來，他的善良能使他忍受一切，而且他也能幫助那些士兵忍受一切，並在他們的進攻任務結束後給他們提供幫助。他與一位和他很像的醫務官保持着親密的關係，並且十分尊敬和欽佩對方。這位醫護兵已經記不清後來發生了什麼。他只有一些零星的回憶，感覺就好像做了一場夢。他説當時醫護兵受命去拆**而不是建立戰地醫院。他尊敬的那位醫務官勃然大怒，破口大罵。那天晚上不知道是誰將一把衝鋒*塞進了他手裏。之後他的記憶便成了一片空白。
如果一個方面的意外損傷超過了其他兩個方面的平衡能力，或者外界的各種情況加在一起給三個方面的變化提供了相互影響的特殊條件，那麼這三個方面就會相互惡化。在山姆的病例中，我們可以看到這種情況發生了。敵視猶太人的問題在他的軀體變化過程、自我變化過程、社會變化過程中突然間成了一個關鍵點。山姆和那位海*陸戰隊隊員的病例都表明了另一種危險的傾向，也就是説，變化無處不在，當外界支撐上述三個變化過程的力量被削弱時，發病的條件也就成熟了。
年輕人必須以己之力成為完整的人。在發展階段上，這主要表現在身體發展、生殖成熟、社會意識方面的多樣*變化上。我把這一階段的完整*的實現稱為一種內在身份。年輕人，為了體驗這種完整*，不僅在童年時期需要在自己和期望未來成為的自己之間建立起一種連接，還需要在自己感覺到的自己和別人眼中的自己之間找到這種連接。
希望是不朽的信仰，可以達成強烈的渴望，儘管黑暗的湧現和瘋狂標誌了希望存在的開始。希望是信仰的發生學基礎，受到成年人充滿關懷的信仰的滋養。
要成為一個人，等同於自己的人，前提是要信任自己的起源，並有從中擺脱出來的勇氣。——埃裏克森
當歷史和技術的發展嚴重地侵犯了根深蒂固的或新出現的身份時，年輕人會感到個人和集體存在着危險，於是他們情願讓自己沉浸在一個綜合的身份（極端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或階級意識）和一個遭人譴責的敵人身份當中。這種對身份喪失的恐懼促進了一種打着正義名號的罪行的泛濫。
對於 “弗洛伊德的推崇者”而言，評述弗洛伊德生前的為人，論及他傳奇神祕的一生，並非易事。我認識弗洛伊德那會兒，他已是垂暮之年，而我還正值青年。我那時在他的朋友家裏做家教，經常有機會遇見他，比如在有小孩和小*在場的時候，以及登山遠足的時候。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在茫茫人海中認出弗洛伊德，他那些為人所知的特徵一一憂雅而突出的額頭、憂鬱而深邃的眼眸，以及彰顯不屈不撓精神的小動作——並非那麼引人窪目。這些構成了他強大的內控能力，使他晚年享有“優秀戰士”的美譽。
少求被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瞭解，但求瞭解人；少求被愛，但求愛他人。因為捨得捨得，無舍無得。——聖弗朗西斯
假如人類的未來只取決於他們無羈的“本質”或他們自負的良心，那我們便可以預測，這個物種最終會因——以最高原則的名義——自殺而滅絕。
我不能實現結構統一。我唯一承認的結構統一是指我所代表的社會人物的統一，但這並不能代表社會中的全部。如果在成年人中間不存在結構統一的話，在孩子中間又怎麼會存在呢？ ——皮亞傑
我認為，青春期是人類生活中的自然遷移時期。就像一個空中飛人，在激烈的運動中，年輕人必須放棄自己在孩童時期對安全的掌控，向成年期過渡，然而這有賴於過去和未來之間的緊密連接和對值得他放手的人的信任，還有那些“接受”他的人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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