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閒適詩，獨善之義也白居易。
認為它是揭露與歌頌統諷諭和同情交織，既灑一掬同情淚，又責失政遺恨。
本篇論文主要是研究白居易的諷諭詩。
楊慎説它“有諷諭而不露，得詩人之妙”《升庵詩話》。
這種文體特徵的形成與我國古代的寓言故事、諷諭詩以及民間的笑文化有明顯的淵源關係。
白居易的諷諭詩是我國古代最自覺最典型的因而也是最具有代表*的諷諭詩。
長篇敍事詩《連昌宮詞》，在元集中也列為樂府類，旨含諷諭，和《長恨歌》齊名。
如《正德宮詞》之對沉湎酒*的武宗有所諷諭；又如《西城宮詞》之對聽信道士胡言，選少女煉丹鉛的世宗也極盡揶揄。
這首詩從表面上看，似乎是一首詠史詩，實質上是一首鍼砭當時*風氣的諷諭詩。
南唐時，嘗獻詩*淮郡守以諷諭，頗得稱賞。
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安逸詩，獨善之義也。
李賀之流”，“精深幽麗，而長於諷諭，用成一家之言”云云。
元和十年（815），白居易在《與元九書》將自己的詩歌分為四類：諷諭詩、閒適詩、感傷詩與雜律，他還對這四類詩做了界定。
他的運動詩呈現出三種意義：對運動員的讚頌、運動時面對自我的反思、以運動諷諭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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