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醫生》並不是泛泛地展示和譴責納粹之惡，它通過對40個左右的納粹(其中29個納粹醫生)和80個納粹受害者9其中40個成為納粹的醫學助手)的訪談，作者試圖進入納粹醫生的心理世界。本書的研究目的並非簡單的譴責邪惡，更多地是為了“理解邪惡”。確切地説，作者試圖從醫生這個角*入手去回答：為什麼“普通人”會變得邪惡？是他們“本*”如此，還是“環境”使然？如果是“環境”使然，這個“環境”又需要什麼樣的構件？ 《納粹醫生》這本書所傳達的，與其説是納粹的危險，不如説是我們每個...(更多)
這或許是極權恐怖機制的“祕密”所在——它無需把每個人改造成惡魔，只需要每個人跨過一個“小小的”道德門檻。“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惡”，一個巨大的乘數效應就可以匯聚成巨大災難。普通人可以僅僅因為“盡責”、沉默、無視而成為邪惡的組成部分，而他必須成為敢於赴死的英雄才能擺脱邪惡的漩渦。當他為邪惡貢獻0.0001%的力量，他可以推卸掉99.9999%的責任，但是一百萬個“他”就可以共同施加百分之百的殘忍。
希特勒之前的意識形態家和希特勒本人都把德國一戰後的混亂和墮落解説為“疾病”，尤其是雅利安種族之病。20世紀20年代中期，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寫道：“這個時代已是病入膏肓，都腐爛了。任何想要治癒它的人，首先就必須鼓起勇氣，找到這種病的原因。”對此的診斷結果是種族主義的：那個唯一真正進行“文化創造”的雅利安種族，放任自己被以猶太人為典型代表的“文化毀滅者”削弱，直至生存危險的境地。猶太人是“種族污染”和“種族結核病”的代理人，也是寄生蟲和細菌，在他們寄生的那些宿主民族身上引發疾病、退化和死亡。他們是“永遠的吸血鬼”“吸血蝙蝠”“細菌攜帶者”“人身上的寄生蟲”和“腐屍上的蛆”。
埃瓦爾德可能沒有朋霍費爾那種深刻的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也沒有後者的*聲望。然而，我猜想，在有一點上埃瓦爾德類似於朋霍費爾和克羅伊茨費爾特，那就是，早期的宗教接觸影響到了這位新教牧師的兒子。不管這種影響是什麼程度，不管一個人曾與納粹運動有過什麼樣的聯繫，一種內在的正直保存下來，使得一個人在特定時刻能夠説“不”。一個對此事深為關心的德國醫生，與我一起了解了埃瓦爾德的整個故事，悲傷地總結説：“看來，一個英雄並非是真正的英雄。”情況似乎大概是這樣：埃瓦爾德遠不是一個反納粹英雄；但也許他畢竟還是一個英雄。在這個領域已經基本順從了納粹*時，作為其中的醫生，埃瓦爾德做出了直接的、勇敢的、個人和職業的行為來反對醫學殺人。
在所有這些中，約翰·S不僅將自己表現為一個生物學理想主義者，而且還是反對其他人過分行為的“理*的納粹”。他為“日耳曼種族有一些獨特品質”這樣的概念辯護，宣稱這是“一個科學觀念”，“我們想要喚起北歐的、真正的歐洲文化〔Kultur，這個詞在納粹的用法中可以指‘種族文化’〕……本質而言日耳曼種族的精神實質”。然而，他又承認德國民族是多種族的一種混合，把“*”等同於種族，“我們把事情看得太狹窄了”。不過，他把這些錯誤歸因於當時遺傳學知識的不足，也就是説，只是一種無知。
一個關鍵想象來自19世紀後期著名的歷史學家海因裏希·馮·特賴奇克所説的“猶太人是我們的不幸”。他這句話説於1879年，而這個想象卻迴響在幾代人之中。數十年之後，一個主要的反猶主義者説，這個想象已經“成為我的身體和靈魂的一部分——在我20歲的時候，就是如此”。的確，我訪談的醫生中，有好幾個人都不太自在地、常常是不太明確地提到特賴奇克這句著名的話。猶太人導致了德國“不幸”，這個想象鼓勵了各個層面的反猶主義，從中世紀的神祕主義到現代的“科學種族主義”，再到受過教育的德國人所喜歡的那種看似温和、甚至是“反思”的形式。總之，的確存在着一個嚴重的“猶太人問題”，德國人必須得處理。
各類機構的主管們有一種強烈的絕育衝動，消滅眾多情況下可能會有的遺傳影響：盲人、聾人、各種先天缺陷者、畸形足、兔脣和齶裂這類“殘廢人”都在絕育之列。這種遺傳主導的世界觀，要求醫生們進行各種討論，即不僅僅對虛弱者和殘損者進行絕育，而且對他們的親屬、對任何有可能“攜帶”他們缺陷的人都進行絕育，討論如此做法的明智*。毫不令人吃驚，弗裏茨·倫茨在這上面走得最遠。他提出了對那些只有微弱精神疾病徵兆的人也進行絕育的好處，儘管他也承認，如果激進地應用這個原則，將會導致對整個德國人口的20%都進行絕育，這相當於2000萬人！
帕方繆勒和他的同事們得到了充分授權，篩選餓死哪些人。沒有表格或問卷調查表。用格哈德·施密特的話來説——他在戰爭末期接任了埃格爾*格的院長，這種“假食物”就是一種“殺掉的方式……它在傳統意義上並非殺害，不是有着明顯原因或結論的一次*行動”。帕方繆勒經常篩選那些病情被認為未嚴重到足以送往毒氣中心的病人來餓死。埃格爾*格的座右銘是：“不給他們油水，然後他們就自生自滅吧。”這裏的飲食基本上覆制了考夫博伊倫的模式，只是每天增加了一片面包。但這個食譜被*在餓死人的時間上不夠奏效後——廚房人員有時會違背命令，在菜湯里加一點肥肉或肉——就把它的份量也減少了。
這裏我想起了一位講法語的東歐倖存醫生的*告：“教授喜歡去理解不可理解之物。我們這些自己曾在現場的人，總是問自己這個問題，而且會一直問到生命結束之時，但我們永遠不會理解它，因為它就是不可理解的。” 這段話並不僅僅是謙虛，它更表明了一個重要的法則：有些事情是不可能被我們充分理解的。我們最好是承認：一種局部的理解，一種理解的方向，是任何方法能得到的最好結果了。
不管約翰·S在前線的經歷起了什麼作用，他經歷了這些卻不後悔。他知道納粹殺了許多猶太人，但卻要*這個數字被誇大了，許多猶太人並不是被德國人而是被烏克蘭人所殺，而且“數字並不説明什麼”。他盡力（而且成功地）堅持他的納粹宗教。他的結論是，國家社會主義並不錯或者並不壞，而是“時間太短了”，讓它實現目標的時間太短了，這“將用許多代人的時間”；希特勒如同摩西一樣，“打開了進入一個新世紀的大門，但沒有穿過入口”，説希特勒從本質而言“是19世紀的人”。最後，“國家社會主義之所以失敗，是因為我們沒有發展出足夠的生物學教育，這就不可能在生物學上對*進行足夠的教育”；因此，“國家社會主義的悲劇，在於它從來沒有實現”。
所以，納粹計劃，並不是那麼達爾文主義或社會達爾文主義，更多的是對進化過程的絕對控制，控制生物學意義上的人類未來。納粹廣泛地使用了一個達爾文學説的術語——“選擇”。他們精心策劃他們自己的“選擇”，策劃他們的人類進化版本，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試圖接管大自然的功能（自然選擇），接管上帝的功能（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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