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運的是，我的音樂才能很早就被發現。我上鋼琴和小提琴課，也聽了很多音樂會。我父母有柏林愛樂樂團的季票，至今我還記得鄰座同情地拍拍我説道：“這可憐的孩子又得耐心地坐在這兒！”我一定是現場唯一的小孩，人們不明白一個小臉通紅的五歲男孩怎麼能滿心期待地坐在椅子邊上傾聽樂團演奏的貝多*。但我就是想要坐在那裏。我不想和我的東普魯士保姆一起待在家裏，我想聽管絃樂。音樂的閃爍**，音樂的潮起潮落，讓人迷失自我又重新發現自我。順便説一句，無論是誰站在指揮台上，我當時都覺得那是一個相當可笑的人物。這是一個什麼角*？我想知道他為什麼握緊拳頭，像犯了病似的手舞足蹈。在看到卡拉揚以後，我才逐漸意識到指揮可以與整場音樂會有機形成一體，甚至很美。
我從父輩那裏繼承了對理查德·瓦格納的熱愛。我生長在一個當時算是條件不錯的普通市民家庭。“條件不錯”不僅是指聖誕節的時候家裏會有牛至葉調味的烤鵝，更意味着家庭給了我很好的照料和管教，為我的未來提供了可靠而穩定的基礎。我享受也確實需要這樣的家庭生活。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教育在條件不錯的市民家庭意味着孩子在成長過程中一直有音樂相伴—巴赫、貝多*、勃拉姆斯、布魯克納的音樂。就我而言，伴我成長的是理查德·瓦格納。
音樂對我來説就像桌上的食物和夏天在施拉赫騰湖（Schlachtensee）裏游泳一樣，從來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巴赫的清唱劇、布魯克納的交響曲、莫扎特和舒伯特的奏鳴曲、藝術歌曲、室內樂、歌劇詠歎調等，從一開始就通過我家收藏的大量唱片、收音機裏播出的音樂會和鋼琴來到我的耳邊。其中最重要的途徑是鋼琴—我父母都*得一手好琴。因為他們，我先學會了唱歌，然後才是説話。我母親曾在她的日記中提起，在我大約一歲的時候，她有一次碰巧聽到我在臨睡前哼唱她剛剛給我唱過的搖籃曲—當然沒有唱歌詞。我母親謹慎地寫道：“看來還有些音樂天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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