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斯的煙斗》經典語錄

梅爾金説，每個仰慕者身上都藏着一個詆譭者。旨在斯言。在我看來，仰慕者變成詆譭者，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仰慕者人格不及格，另一種是被仰慕者人格不及格。

學外語不僅是學語法和詞彙，而且是學新的聲音、表達，以及觀察事物的方式；學如何適應另一種文化，如何從裏到外理解一個新社羣。學外語使你有機會發現新世界，以局內人的角度察看另一種文化，並形成自己的新觀點。掌握別的文化，可幫助你擴大個人視野，“成為一個負責任的公民”。何解？你與其他人溝通的能力，以及收集母語以外的資訊的能力，將有益於你的社羣和你的國家。

約瑟夫.愛潑斯坦在《婦女季刊》撰文，論“勇氣”。他説，某個環境下的勇氣，在另一環境下可能是魯莽，在第三種環境下則可能是怯懦。

對個人意義的尋求，曾經得到由宗教提供的一種東西的妥善照顧。這東西，隱藏在每一個人的心中，不論屬於哪個階級。這東西就是拯救：我們會不會上天堂？現在，大多數人已沒有了靠宗教拯救的想法，取而代之的是尋求意義，而這是一種更易讓人上當的玩意。如果等待我們的是遺忘，則我們如何*自己曾經活着？我們的後代將如何知道我們曾走在地球上？不言而喻：我們應寫一本書。

喬治·帕克在“沙龍”網站撰文，稱作家多不漂亮，也不應漂亮。原因是，在青少年時代，如果他們生得俊俏，就會被“誘出”孤獨和內向，而孤獨和內向是想象力不可或缺的沃土。隨着年齡增長，“持續的憤怒、焦慮、嫉妒和自我嫌惡，則不大可能給他們的面容帶來改善”。在我看來，即使是奧登這樣生得俊俏而不被“誘走”的作家，最終還是被想象力榨取得皮皺肉縮；至於貝克特，其駐顏之術，大概是持續的孤獨和內向，這代價和不是人人付得出的。

他説，在他寫第一本書前，寫書似乎是一件美妙、甚至崇高的大事。現在似乎仍然如此——除了一個事實：寫成一本書的感覺遠比實際正在寫一本書的感覺好多了。他説，他不是要渲染寫作的困難，但是寫作一本書的過程，作者總是感到自己陷於一種混亂、懷疑和精神禁錮的狀態，伴隨着一種熱切的希望，希望自己是在砌磚而不是在寫作。

兩人皆精通幾門外語，見過多少生死，經歷多少譭譽。最後剩下煙酒二友，生命已是爐火純青，也接近萬念俱灰。他們把能量徹底消耗，剩下餘燼。這意味着他們已充分發揮自己的才智。反觀晚年高朋滿座者，背後不免有一種未燃盡、甚至未燃的遺憾，那才叫淒涼。

在《博爾赫斯訪談錄》中，博爾赫斯談到他的第一本書只賣了三十七冊時，有如下妙論：“如果你賣了一千冊，其實跟一本也沒賣是一樣的。無限與零很難分清。但是三十七個人就不同了，有面孔，有環境，有喜歡與不喜歡，有親友，如是等等。所以，賣了三十七冊，我很高興。但是，我想，我是誇大了，可能只賣了二十一冊，也可能是十七冊。我真正關心的，是打動一個人，這個人有可能就是我。”

“他説，婚姻失敗，是因為她們都不能忍受他酗酒和説要出去買份報紙但五個星期後才回來的習慣。”

傑夫.戴爾在《年代報》撰文，説他看書一年比一年少。他説，所謂“寫作障礙”聽得多了，想不到他竟遇到“閲讀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