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大義:*傳統語境下的皇權與學術》的構架，以上千年的縱深探究歷史，不但從*文化中尋根溯源，還兼涉了西方人類學、宗教學、社會學、心理學，與過去強調“中華文化”的優點與特*不同，作者的着力點在發掘人類文化本源的共同之處，演變的結果和過程或許不同，但矇昧初期的人類，卻擁有幾乎共同的規範。視野寬了，結論自然出現，如同在太空中看地球，不必用數學推導地球是圓的，就算原始人都看得出來，沒有別的原因，站的高度不同。
*儒家思想中其哲學思想的價值取向；儒家思想在社會價值、倫理道德和社會禮儀等方面的看法、取捨和褒貶。其本質就是個人在羣體的社會生活中，在與其他人、周圍的環境等產生作用時，在個人行為選擇上所遵循的一套行為規範和其背後的思想原則。
相傳孔子（B.C.551 -- B.C.479）根據魯國的歷料記載將魯隱元年（B.C.722）到魯哀公十四年（B.C.481）的歷史修成了一部史書，這部編年史書就被叫作《春秋》。共242年史事，大約有1.5萬字。《春秋》記事非常簡練，近乎大事年表。
其後（也可能是同時）出現了《左傳》。《左傳》又稱《春秋左氏傳》或《左氏春秋》，記事起於魯隱公元年(B.C.722），終於魯哀公二十七年（B.C.468）。《左傳》約18萬字，也是一部編年體史書，它比《春秋》多記17年，同時也比《春秋》多很多史料。但後來儒家的經學家認為《左傳》是解《春秋》經之作，故西晉杜預作注時重加編排，首列《春秋》經文，然後分條記事，從此《左傳》原貌不可得見。《史記》和《漢書·藝文志》則認為它是孔子的同代人魯國史官左丘明所作。
孔子開了私學之風，由於《春秋》非常簡練，傳授時就需要解釋其文辭和史義。到了漢代，大約是B.C.100期間，就出現了着重從解釋《春秋》的文辭和史義上加以發揮的《公羊傳》和《穀梁傳》，先列《春秋》原文，然後逐字、逐層進行解釋。《穀梁傳》相對更遵從忠實記載史實的原則，而《公羊傳》則認為：《春秋》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觀點，處處包含“微言大義”。司馬遷(B.C.145? -- B.C.???）在《史記·孔子世家》中也稱，孔子寫《春秋》不單純記載史事，它的遣詞用字體現出一套褒貶書法，藉此以表達他對社會現實問題的見解，寄託他的社會理想。這也就是《春秋》的“微言大義”。
另一方面，相對於漢代通行的語言和文字，孔子寫《
一件事的真假往往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是否把它當真。
是的，心理學的研究告訴我們：在有些情境下，糊弄一個人往往不太容易，糊弄兩三個人也不太容易，但是，糊弄一羣人可就容易多了。
人們忘記了國家本該只是一件工具，卻滿懷*地把它當作目的本身。
在向大眾表達意見的時候，知識分子永遠會輸給義和團。
禁忌越多，自然説明見不得人的東西越多。
清官們正因為覺得自己不愛財、不惜命，毫無私心，佔據了道德上的制高點，做起事來便了無顧忌，於是草菅人命者有之，禍國殃民者有之，老百姓們看着他們生活之儉、執政之勤，再加上那一臉的正氣，也就只有感動的份，哪還看得見有多少滔天大禍都是他一手造成的。
儀式和人造的鬼神都是維護社會穩定的有效手段，一個社會羣體通過莊嚴的儀式來敬拜一個共同認可的神聖的人或物，從儀式過程中體會到一種社會認同感——每一個個體都融入到一個羣體當中去，這滿足了人天生的一種心理屬*。
人窮就容易管理，賞和罰的手段就容易派上用場。
人數往往和理*成反比，也就是説，在人數越多的時候，理*也就越少。
只要肯用心，從同一部經典中可以得出多種多樣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結論，並用以支持各種現實的*意圖。
儀式很可能是詩歌的源頭。法國人類學家葛蘭言説：“詩歌語言是與特殊活動相對應的一種特殊的表達形式……”
社會的普遍同情心主要受限於它的平等程度，而不是取決於苦口婆心的道德説教和別的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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