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説對“現實”的單一描述遠遠不能揭示事物的“真相”，而對錶象的層層揭示又將使表達顯得宂長乏味。於是，陳樹泳試圖創作兩種小説，一種看上去像是來自與世隔絕的靜觀世界；另一種則完全相反：從故事背面建立起來的直指人心的表達。
四十歲男人的平坦腹部不是露給別人看的，是用來安慰自己的。它傳遞出了一個重要信息：很好，在我前半生的歲月裏，我是一個有自制力、有品位、在物質過剩時代潔身自好的人。前半生過好了，後半生也不可能太壞。好比前半生在腹部堆積的大量脂肪，在後半生也不太可能消失，只會繼續堆積。
不快樂將你慢慢熄滅。而且它像傳染病，讓身邊的人慢慢變冷。世界只有一個，人卻有兩種，快樂的和悲傷的，樂觀的和悲觀的。死的和活的。 所以丘吉爾説，悲觀主義者從機遇裏看到困境，而樂觀主義者從困境裏看到機遇。 我們面前，只是同一杯水。
如果人這一輩子，不膠着於無意義的快樂，就像啤酒瓶上沒有*凝的水珠，味道差得太遠了
要學會只在內心裏生活——在你的心裏，另有一整個深奧而美妙的情思世界；外界的喧囂只能把它淹滅，白日的光只能把它衝散，——聽它的歌吧，——不必多言！……
但是為達爾文辯護的人卻找到了更震撼的理由，那就是，如果你很聰明，你的情人也很聰明，那最好不要生孩子；而你們兩位比較笨，那還是趁早生一個吧。因為聰明的父母，孩子往往不如他們聰明；而笨父母，孩子往往比他們聰明，也就是説，人類在每一代彷彿都有一個計數器歸零重新回到起跑點。達爾文的孩子可能一輩子都覺得鬱悶，不僅在父親的威名之下難以逃遁而且還註定比父親更笨；而常人的孩子卻會在父母真心的讚歎欣賞之下享受智力的滿足。這種遺傳平衡是何等的仁慈，它不會讓聰明人通過繁衍壟斷這個世界的智慧，從而讓這個世界分成不可逾越的兩個階級。
智力上的幸福，毫無疑問是生活的重心之一。所以查良錚與王佐良的經驗是好生活的經驗，複製起來也不難。趁我們年輕的時候，得趕快知道什麼是好人生、什麼是好文本、什麼是好思想，這樣就算是世界發生了什麼不快樂的變故，我們仍然可以保*自己在智力上有塊祕密土地。
高明的傳教者與高明的啟蒙者、甚至與高明的媒體人都是一樣的，他們會給別人快樂，不讓人起逆反心理。不過這種技術太過微妙，掌握的人並不多。有神無神，信這信那，都是個人的自由，以我看來，重要的是，這個世界上有沒有快樂？我們要有吃喝玩樂的快樂，我們要有一日看盡長安花的快樂（所以不要野蠻拆遷長安城），我們要有在海邊散步的快樂（所以不要污染海水），我們要有懶惰的快樂，我們要有和姑娘聊天的快樂（所以請長漂亮一點），在聖誕節過去後，這些快樂才是長久的。它們才是我們的宗教。
名確實重要，脱離了名，文化就無法表達，這個世界，幾十億人，大家的區別，往往就是一個名字的不同，如果每一次螞蟻都有了自己的名字，它們就會比人類社會更加強大。但是名只是過渡，脱離了圓融與方便，它就讓我們變成了書呆子、機器人，成為到達“實”的障礙。對大和尚來説，一個人心裏有佛，咒唸錯了並無關係，因為念咒本來就是讓你向佛，竟然已經到了，又何必説走路姿勢不對呢
鳥輕巧地落上樹梢，在反*中站穩；大海到達滿潮位置，風停在原地，不知該向海上吹，還是向陸地吹；一個老鞋匠坐着打瞌睡，手裏還抓着啃了一口的番石榴……這樣的寂靜，也許不容易見到了。慶幸的是，城市裏還是有寂靜的。不幸的是，當它出現時，我們可能太累了，不然就是身處音樂牢籠，不再相信城市有寂靜的童貞，對它也沒了慾望。
一切好東西，最後都能讓人樂一下。最後能讓人樂一下的東西，就是不好也能比較不讓人反感。許多文藝青年喜歡炫耀自己的痛苦——被蚊子叮了一下，看她的文章，彷彿被*了似的。這似乎在否認快樂原則，其實不然，因為這種“痛苦”讓她有了撒嬌的快感。追捧的人多，就會變成暢銷書。沒人關心，則自然又多了幽怨之美。
有時會想我是你書中*圖的一個 一直讀下去,總會遇到。 而線條是柔和的。 有時會想下雨天，你將會不快樂 走來走去，像一隻咴咴的小熊。 而房子是潔淨的。 有時會想你坐在火車上，抽着煙。 對面的乘客很沉悶 而外面的風景是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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