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生治學的態度是和馮友蘭、顧領剛諸先生不同的。馮、顧諸先生是舉一反三。有點*據，就先把議論發了再説。馮著《*哲學史》的第一版就錯誤百出;到二、三版再慢慢改正。胡氏則不然。第一，他是受了他自己所倡的口號所限制，堅守有論必有據的原則。所以就“無徵不信”這一治學規律來説，胡先生絕對是當代第一人。第二，他也是受了他底盛名之累。他出的書第一版就不能有大錯。胡適之治學，讓人抓住小辮子，那還了得?!所以他不得不特別謹慎。
“哲學”和‘宗教”如今已不能再談“真理”，它兩位老人家只能在“追求意義”和“滿足情緒上去尋求自保之道了。
一次胡先生外出，胡太太一人正在廚房燒飯，一個彪形大漢的竊賊，忽然自防滅樓梯、’破窗而入:幸好胡老太太沒有學會一般美國女人臨危時的尖叫，她老人家只是下意識地走向公寓大門，把門打開、…反身對那悍賊，大叫一聲GO！真是積善之家，二必有餘慶，卜那位大薰娥，、看了胡老太太一眼，’真的從門口Go，了。她老太太把門關好，又逸地回廚房燒菜去一了。
在這方面胡適倒的確是個例外。他真是個百通一通的大材。不過一個人的精力究竟有限。在胡氏無所不通的學問裏，有許多方面在*人士看來，只不過是各該*範圍內相當高度的常識罷了。而胡先生親手“拿鏽花針”的*—如他中年所搞的“禪宗”;晚年所搞的“水經注”—則又與*科學無關。因而胡先生談起大的*問題來，事實上是以常識論政。“國體”和‘組黨”一類的問題，又豈是常識可以應付得了的?
胡先生對美國文壇概況一無所知，一點也沒有什麼難為情。他在座談會上逼得説謊，且説了不少外行語，倒令我很為他難過。胡適哪裏會有功夫去每季選讀一兩部暢銷小説?這類小説的絕大多數算不上是文學，連美國嚴肅的批評家也不讀它們的。美國高級文藝刊物這樣多，胡適僅能提一提當年紐約兩大日報所刊載的暢銷書目表，實在太不合我國新文學開山祖師的身份了。
早年的胡適之和李大釗諸先生有關“問題與主義”的辯論，其關鍵亦在此。他們辯者雙方事實上都是以小常識談大問題，要不是那時是個“啟蒙時代”，這批大教授的誇誇之談，實在是貽笑方家的! 胡先生那時“少談些主義”底論調一出，對方抓住這個小辮子，很快就給他戴上一頂帽子，説他是個“實驗主義者”。加以那時在杜威大師的法駕初臨*，黃麪皮的弟子們執禮甚恭，師徒相映，站大師背後的胡適就真的成為杜學東傳的一世祖了。 後來那對“實驗主義”一無所知的魯迅和瞿秋白，被實驗師徒嚇得手足無措，而內心又醋意盎然，因此説出些“此理今憑實驗傳”一類完全不通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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