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這個動作寓意豐富，它是人向世界發出的最為親密的邀請，使得後者成為自己的一部分，成為血肉，成為生命，這個過程的發生本身就是人與世界之間一場愛與信任的儀式。 但同時，吃也是一種殘酷行為，會取消其他的生命形式。而生命之間的關聯就在這樣的愛和殘酷中。
為什麼當代的知識分子覺得社會應該給予他們最高的待遇，而不能如願時就心懷怨恨？知識分子覺得他們是最有價值的人，也具有最高貴的美德，社會理應根據他們的價值和美德給予相應的待遇。但是資本主義社會不是實行“按照美德或價值分配”的原則。在一個自由社會中，除了個人才能，祖上的傳承、運氣都能使一個人成功，市場只會青睞那些能捕捉到並滿足他人需求的人，至於獲利有多少，則取決於需求有多大，競爭的供應者有多少。所以失敗了的商人和工人並不會像人文知識分子那樣怨恨資本主義。唯有優越感不被社會接受，特殊的權利不被社會承認，才會在知識分子心中產生憤恨。
明確的標準有助於我們判斷難以判斷的情況或者模稜兩可的情況。而且，如果我們對F的構成有一個明確的認識，就可以避免被那些似乎能*F不可能或不適用的觀點所混淆。即使你能大體上正確區分哪些是知，哪些是不知，但當你面對某個可疑的觀點，“你不知道你不是漂浮在水桶裏，你只是被喚起了所有的經歷，所以你一無所知”，也許你會得到這樣的結論：你認為自己知道的，事實上大部分不知道。如果你對知識（或F）的構成有一個明確的認識，你對知（或F）的信念就會更加牢固，更不容易被不充分的論*動搖。
我認為，當蘇格拉底説自己不知道問題的*時，他的意思不是説他不知道真理，而是説他不“擁有”真理，他甚至不擁有真信念。
我們有關「國家」的主要結論是：一種「最小限度的國家」（a minimalstate）——即一種僅限於防止*、偷竊、欺騙和強制履行契約等有限功能的國家——是被*為正當的（justified）；而任何功能更多的國家（extensive state）都將因其侵犯到個*利（不能被強迫去做某些事）而被*為不正當。由此並可以得到兩個值得注意的啟示：國家不得使用其具強制力的機構來迫使一些公民幫助另一些公民；亦不得以同樣方式禁止人們追求自身的利益或自我保護。（前言）
那些親聆蘇格拉底説他自己不知道*的人認為他的意思是他不知道“真理”，而歐文與伏拉斯托斯將蘇格拉底的話理解為他不“知道”真理。
他不知道什麼是虔誠，什麼是勇敢，什麼是正義。對於任何問題，他缺乏一個完全充分的真信念。對於任何觀念，他缺乏一個正確的充要條件。對於這些概念之間的聯繫，他更缺乏一個正確的理解。因此，當蘇格拉底説他不知道*時，他並不是反諷。他不知。他自知不知。
知識分子期望整個社會就始終像學校一樣，期望着在這個環境中他們照樣最出*，也照樣得到賞識。學校裏的獎賞標準與社會上的標準如此不同，則從學校出來的拔尖者未來進入社會後通常都要經歷一種心理挫折感。那些在校園等級制度中處於頂端的學生，會覺得他們不僅在校園這樣的小社會中，也在更大範圍社會中有資格也處於頂端，然而進入了社會，他們如果得不到如他們所期待的地位，他們就心生怨恨。因此，是學校教育制度在知識分子中間製造出了反資本主義的情緒，當然更多的是在人文知識分子中間製造出了反資本主義情緒。為什麼從事跟數碼打交道的知識分子沒有產生同樣的情緒呢？我推想是這樣的：這些在數字方面有天賦的的孩子，雖也能在他感興趣的科目中考得高分，也能得到老師的賞識，但與在人文學科方面
我想，哲學家對他們在自己的觀點中認知到的弱點保持沉默，並不只是一個哲學上的誠實或正直的問題——雖然在自覺上，它的確是、或至少會變成這種問題。這種緘默跟哲學家形成其觀點的目的有關。為什麼他們力圖把一切事物都納入一個固定的範疇呢？為什麼不用另一個範疇，或更基本地説，讓那些事實保持其本來面目呢？把一切事物都納入一個範疇對我們有什麼幫助？我們為何會想這樣做？（我們要用它保護什麼？）我希望自己在將來的著作中，仍然對這些深刻（和令人震撼）的問題保持關注。
約翰??杜威説過，真理的探索因困惑而生。相信自己的大多數看法是真理的人不大可能投入對這些問題的探索
蘇格拉底展現了更豐富的一面：即那種不懈的探索所塑造的人格。蘇格拉底教導我們的，不純然是探索真理的方法，更是他身上體現出來的方法（及引導他的那些信條）。我們看到，蘇格拉底活在他的探索中，活在他與別人的探索交往中。我們看到，探索的方式如何塑造了蘇格拉底，滲透了他的生，他的死。蘇格拉底是以身傳教的，一如佛陀與耶穌。在哲學家中，只有蘇格拉底如此實踐哲學。
當信念發生衝突時，某種知識使他堅持已知的東西，放棄假信念。如果是這樣的話，詰問過程會（傾向於）將某人引向真理。即使他可能放棄假信念，堅持已知的東西，即使他有時不這麼做，只要他有足夠的知識，哪怕真信念與假信念的衝突依然存在，對知識的高度信仰會（傾向於）贏得最後的勝利。詰問就是一個競爭過程，知識比假信念更合適，因此更易於被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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