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O一六年，我獨自一人在東京生活了一年，東京也拯救了我。”受日本*交流基金會之邀，蔣方舟在東京獨居了一年。她越來越喜歡寫漫長的日記，覺得孤獨地生活一輩子也不是壞事。 日記共有四十六則，收錄了她最新的短篇小説、演講和時評，駁雜不失純粹。從社會、藝術到當今中日兩國世間百態，都有其獨特又不失嚴肅的描摹與思考。 同時，這也是一本病歷，記錄了一個人要活成本來面目所需付出的努力。“就像在東京度過的一年並沒有把我變成一個新人，我們只是更像自己本來該成為的樣子。” 本書邀...(更多)
真正善良的人是敏感的人，而不是感傷的人，敏感的人*刃永遠向着自己，而不會像感傷主義者一樣對着他人的傷口作詩流淚。
奧登有首我喜歡的詩：“在正直的人羣中正直/在污濁中污濁/如果可能/須以羸弱之身/在鈍痛中承受/人類所有的苦難。”
那時，我發現了自己與周圍人的巨大不同。對於他們樂觀的事情，我很悲觀；對於他們相信的事情，我很懷疑；他們聽到的讚美和掌聲，我聽不到；他們聽不到的苦難和哭泣，我能聽到。 他們生活在光明和希望中，我生活在黑暗和懷疑中——這或許是我從小就寫作養成的習慣，當所有人看到的是月亮的光明，我更願意鑽到月亮的背後，去看它凸凹不平的表面。因為我一直認為，月亮的光明是幻覺，醜陋的表面才是真實。
“人在被徹底打垮時才會詢問真實。” 這是真的，人在春風得意時，順風順水時，駕輕就熟時，理所應當時，對生活得到的結論，全是虛妄。
在世界上所有的職業裏，恐怕只有作家是越清醒才能越優秀的。其他職業的成功都需要一定程度的自我催眠，鼓勵自己克服缺點，戰勝脆弱。只有作家不需要，作家住在自身缺點搭建成的監獄裏。
高濃度的青春逐漸變得稀薄，是從同伴的不斷失落開始。這種失落不一定是失聯，抑或是志趣道路發生變化。談話交心往往陷入對彼此生活選擇的不贊同，為了不破壞已經傷痕累累的情感聯繫，索*變得越來越沉默，終於相對無言。
對於他人生命裏悲慘的變故，我又愛聽又怕聽：愛聽當然是出於劣根*，人們喜歡聽那種把種種複雜的悲劇總結成三言兩語的故事，聽者像佔了便宜；怕聽是因為我總以為自己有勸解的義務——至少在口頭上“解決”這件事，就像小學寫作文時結尾一定要寫“今天真是有意義的一天”，把一切都裝進一個光明的尾巴裏。可我勸解的能力非常差，如果在舊時的農村，大概是婦女圈裏最受排擠的。
“眼前苟且”與“詩和遠方”是一對虛假的對立。我在東京一年的生活表面看是“詩和遠方”，生活在迷人的異域，雞毛蒜皮消失了，可東京的生活同樣存在着無奈的人*、瑣碎的溝通、窘迫的算計與虛偽的寒暄。另外，網絡的發達讓“遠方”的概念消失了，我身在異國，卻時刻關注着國內的人與事，為我觸手而不可及的苦難感到悲傷。正是這些並不美好的細節，才構成了生活的全部。
30多歲的D小姐仍然愛看漫畫和日劇，有着一顆少女心。可以用天真去評價她嗎？並不是。天真的人很容易世故，某種程度上，天真和世故並不是矛盾的特質，而往往出現在一個人身上的不同階段。天真的人不懂得珍惜這個特質，而是早早地把它當作成長必然蜕掉的皮，輕率地拋棄在一邊。抑或像小孩子，走一路採了一路的花，採花時也顯得興致勃勃，充滿樂趣，到了路的盡頭卻毫不在意地把那一捧花向上一撒，扔掉，迅速變得世故。
目睹生命一點一點從老人的呼吸中溜走抽離。
愛想象中的人很容易，可當他們來到你的面前，愛他們就變成了一件困難的事
改變並不難，換個心境，轉個身段，人就軟軟地就勢生存——像娶了唐朝女*的玄朗一樣。堅持是最困難的，因為那並不是一條路走到黑的執拗，而是無數次自我動搖、懷疑、否定和否定之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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