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鑑學》經典語錄

《通鑑》之學，温公自闢之家學耳。先温公而編年者，項背相望，公既有以改造之而超勝之矣。後温公而編年者，短長相覆，差曰無咎無譽而已。若乃處丕變之運，而昧日新之功，雖日夕愛歎誦寫，而改造無聞。則是温公不負後世，而後世負良史才者，乃重有負於温公也。

編年史之面貌，存於五帝之世者，既不可睹；而史遷所見《諜記》，其內容與可信程度，又尚屬假定之談。則其可睹而可信者，究安在耶？曰：三代之世，有其僅存者焉——夏以後之《竹書紀年》也，殷墟之卜辭也，周之諸侯史記也。夏、殷、周皆有史官，夏、殷之史，其所掌者，譜諜歷算為重。何以知之？

人之初見者，多冠其邑里，或*注世系；將卒者，有諡必書諡。……故讀《通鑑》者，瞥見某人書諡，則知其人將死矣。

蓋古來治史學史者，自唐之劉知幾《史通》一書而外，其於史籍源流與史家得失，能為深談，而目光不局於一隅者，尚不多見。《資治通鑑》成於北宋，不及納於劉氏銓衡之環中。後賢解題之書，源流得失，粗略而已。吾謂源流備見，則得失將益昭然。劉氏之巨眼，則既不易得而多見之矣。而治斯學者，意有所專，豈能自廢。此編所明者，涑水一家之書，而本章乃以初型發端，於史體見其源，即於温公見其大。源流得失，相待以明，亦《史通》之旨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