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史大綱》是*近代歷史學家錢穆所撰寫的一本通史*論著，著於*戰爭時期。錢穆當時任*大學歷史系教授，在戰火紛飛中隨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輾轉大半個*。在雲南昆明巖泉寺，錢穆開始將主要精力放在了*通史的考*與寫作之上。當時生活的窘困、物資的緊缺以及內憂外患的狀況都使錢穆將對*命運的思考貫穿於了全書始末。錢穆指出，研究*歷史的第一要務，在於能在國家民族內部自身求得其獨特精神之所在。他希望作為抗戰中流的精英分子能夠從這樣一部張揚士之人力的史綱裏汲取力量前行。
1939年6月，《國史大綱》正式完成，1940年6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一經面市，該書就以其獨特的見解與細緻的考*成為了當時各個大學通用的歷史教科書，在學生與知識分子中間起到了積極的民族文化凝聚作用，同時也奠定了錢穆史學大家的地位。直到現代，昆明巖泉寺中仍保留着錢穆教授著書處，並在此立碑紀念。
《國史大綱》在特殊的歷史時期，使用教科書體例編寫而成。全書在內容取材上詳述漢、唐時期而略寫遼、金、元、清，詳寫中原地區而略寫周邊少數民族，詳於闡述經濟、*、社會、文化、制度而略於具體的人與事，力求簡要，僅舉大綱，刪其瑣節。作者指出該書主旨則在發明其相互影響，及先後之演變發展，以作國人如何應付現時代之種種事變作根據之借鑑。
在*制度方面，《國史大綱》將*古代的*演進劃分為了三個階段。一是到秦漢時期完成的封建集權大一統；二是從西漢中期到東漢完成的*構成演變；三是到隋唐時期完成的科舉競選制度，至此，科舉取代世族門第成為了*延續千年的首要*制度。
在經濟發展方面，《國史大綱》強調了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的相互謀和。三者的發展在整個*歷史中雖然並非每時每刻相互適應，但其總體趨勢是在相互調和中的向前發展。
在文化學術方面，《國史大綱》認為前秦過後，*的文化學術逐漸開始脱離於宗教與*勢力，以一種平民化的氣象氛圍一脈相承，歷久彌新，這在北宋時期達到極盛。
作者在全書中以一種獨特連貫的眼光來審視時代的變遷，往往能將一個問題進行跨時代的系統梳理，擴大延伸。如在論及*古代田制的問題時，書中從晉朝佔田到北魏均田，從唐朝的租庸調到兩税法，進行了一個系統整體的概説。
作者還強調史學要與當下的現實相聯繫，不能將歷史知識和歷史材料進行單純的堆砌，那樣作出的只是號稱客觀的無人的歷史。在當
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隨附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温情與敬意。
惟知之深，故愛之切。若一民族對其已往歷史無所了知，此必為無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對其民族，必無甚深之愛，必不能為其民族真奮鬥而犧牲，此民族終將無爭存於並世之力量。
所謂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有一種温情與敬意者，至少不會對其本國已往歷史抱一種偏激的虛無主義，（即視本國曆史為無一點有價值，亦無一處足以使彼滿意。）亦至少不會感到現在我們是站在已往歷史最高之頂點，（此乃一種淺薄狂妄的進化觀。）而將我們當身種種罪惡與弱點，一切矮卻與古人。（此乃一種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譴。）
故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深厚之愛情，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深厚的認識。欲其國民對國家當前有真實之改進，必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往歷史有真實之瞭解。
惟藉過去乃可認識現在，亦惟對現在有真實之認識，乃能對現在有真實之改進。
人惟為其所愛而奮鬥犧牲。人亦惟愛其所崇重，人亦惟崇重其所認識與了知。
歷史知識，隨時變遷，應與當身現代種種問題，有親切之聯絡。歷史知識，貴能鑑古而知今。
故所貴於歷史知識者，又不僅於鑑古而知今，乃將為未來精神盡其一部分孕育與嚮導之責任也。
今人率言“革新”，然革新固當知舊。不識病象，何施**？僅為一種憑空抽象之理想，蠻幹強為，求其實現，鹵莽滅裂，於現狀有破壞無改進。
故欲其國民對國家有濃厚之愛情，必須先使其國民對國家已經之歷史有深厚之認識。
凡其所愛，必其所知。
唯藉過去乃可認識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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