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肯定地指出來，*有兩大人物，即是兩位大文學家： 一位是屈原，他解答了文學與道德的問題。 一位是司馬遷，他解答了文學與歷史能否合流的問題。 *的歷史是應用的、實用的，詩歌文學亦是應用的、實用的。正如*的藝術產生於工業，如陶器有花紋、絲有繡花與鐘鼎有器具、鍋等。並不如西方那樣專門為了欣賞而刻畫像。*的藝術是欣賞與應用不分，應用品於藝術品合一，亦即是文學與人生合一。*的古硯與古花瓶，是古董，但同時又可使用，並不如西方般專為擺設之用，故*歷史與文學始終是應用的。
杜甫如一片枯葉，任由狂風吹飄。他是在大時代中無足輕重的一粒沙、一片葉，但杜詩變成了史詩，他的作品反映了當時的整個時代。
後來的諸葛亮，羽扇綸巾，指揮三*，他作的《出師表》，亦如與朋友話家常，學的是曹*。曹*倜儻風流，其下屬羊祜累官升至尚書左僕*，當其都督荊州時，輕裘緩帶，身不披*，學的亦是曹*。曹*在*中，意態安閒，如不欲戰。曾用火攻敗*於赤壁的周瑜，當作戰時，背後卻在聽戲，學的也還是曹*。
惟為學先必有一種超世絕俗之想，弟*情忠厚，可以深入，因詩文皆本原於*情也。若不能超世絕俗，而只有此一番*情，亦終不免為俗人。從來能文能詩，無不抱有超世絕俗之高致，弟於讀文時試從此方面細求之，若於此有得，則志氣日長，見識日遠，而*情亦能真摯而醇篤。文學之一方面為藝術，其又一方面為道德，非有藝術心胸，非有道德修養，則不能窺文學之高處，必讀其文為想見其人，精神笑貌，如在目前。則進步亦自不可限量矣。
《曾文正公家訓》及《求闕齋隨筆》《鳴原堂論文》等，在《曾文正全書》中，盼加瀏覽，必能與最近弟之功夫有相得之啟悟也。於讀文之外，並盼同時能讀詩，主要可依曾文正《*家詩抄》所選，就愛讀者擇其一二家讀之，讀完了一二家，便可再選一二家，以先讀完此*家為主。最少亦得讀完十家上下。每日只需讀幾首，勿求急，勿貪多，日積月累，沉潛浸漬，讀詩如此，讀文亦然。從容玩味，所得始深，切記切記…
西方又有一問題，就是：“歷史需要文學嗎？”這亦可從《史記》得到充分的*。可以説，最高的文學就是最高的歷史。前面已經談到“文章同史”，且《史記》中所記載的歷史都是真實的，都是活的、生動的。並且從文學作品來説，“描寫人物”難於“創造人物”，《史記》是極為形象生動地來描寫人物…… ……故太史公在《史記》中所寫之酷吏、貨殖、遊俠及封禪諸作，都是為了發抒自己只感慨，但全是如實的信史，富有情感，且把自己也加入進去，卻公*而不偏私。
亭林的學生潘耒次耕曾為通儒定下了一個標準。他認為：通儒必須要有匡時救世的心術，要有明體適用的學識，在著述上，要有“縱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心，筆之於書”的具體表現。
至於賦這方面，到了三國時期，有王粲出來，初在荊州，後從曹*，有《登樓賦》，以流亡分子的身份寫成，只寥寥數百字。當時建安七子中的阮瑀死，魏文帝曹丕寫《寡婦 賦》。 此種落花水面皆文章，拈來皆是的文學境界，要到曹*以後才有，故建安文學親切而有味。到了曹氏父子，可説如到了冬天，一泓清水似的，談的都是沒有價值的，卻生出了價值。
漢代司馬遷著《史記》，凡一百三十篇，計共五十二萬餘言。《史記》雖然是記載真實歷史的史書，所謂“文章同史”，所以也是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俗語説：“千古文章兩司馬。”或説：“文章西漢兩司馬。”也有人説：“唐詩晉字漢文章。”如有人問漢代的最佳散文作品是哪部？則非司馬遷的《史記》莫屬。 我人從《史記》這部書已可解決有關西方文學的難題。西方人一直認為道德意識是不能加進文學中去的。如西方的莎士比亞、歌德等大文豪，無不有如此想法。自從《史記》面世以後，其書有道德思想融入作品中，卻並不損害其文學價值，即如我國的屈原、杜甫等大家，亦是把道德思想融入於其文學作品中。在文學中可以將道德與人生合一，講公的人生，有其最高的人生境界，《史記》講的是整個時代的大生活。
東漢末年時，人心所感覺的預兆，是*要荒頹了，而此一時期的文學卻親切而流露出真情。即使是曹*，雖當時已是政界領導，但其作品仍不失為普通平民之私己談吐。如其《短歌行》之“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其所表現的十足是一首普羅大眾的平民詩。與《詩經》《離騷》及漢賦明顯有所不同。*子丕、植繼承父風，從此樹立了文學*，與*脱離了關係。
文學的創作難，模仿則容易發生毛病，但講文學亦得有模仿。建安文學是有其清新的面貌，但後來模仿它的，卻變壞了、雜了，因此又得有文學的翻新。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面貌，但並非全是白話文的變化。 總的來説，魏晉南北朝時期是應該看重曹氏父子所領頭的建安文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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