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還應具有智慧，以特殊的方式認可患者的痛苦，……在我看來，這是醫生和患者共同的道德核心。這種共同美德，不是費用/受益恆等，或者經濟實力能夠獲得的。所以，把醫生-患者的關係商品化為金錢交易，就無法解釋醫生-患者關係的這一方面。寧可説，這是醫生和患者給對方的禮物。
醫生對患者和家屬的解釋模式的忽視，可能標誌着對患者的不尊重，也可能表示對非主流觀念的傲慢，不把心理學看作是與醫療相關的一個方面。這種明顯的輕視會阻礙醫患關係，還會損害醫療服務的溝通基礎。
疾痛問題，作為人類的苦難經驗向病人和相關的社會羣體提出了兩個基本問題：為什麼偏偏是我？（挫折和困惑的問題）我們能做些什麼？（處理和控制的問題）從本質上説，幾乎所有文化的治癒觀，比如宗教和道德的治癒觀，都是將病人和他們周圍的人引向對挫折和困惑問題的關注，而現代生物醫學的狹窄視野卻迴避苦難的這方面問題，一如它只醫疾病，不聞疾痛。於是，作為對病人及其相關人羣的挫折的迴應，臨牀醫生們只好努力地超越生物醫學的限制，引進其他的理論模型，擴充他們的*框架——比如，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或者與身心相關的醫學模式——抑或，他們也同他們的患者一樣，採取某種共通的道德觀點，或者某種宗教觀念來應對這方面的問題。
醫療幾乎總是使你捲入糾纏不清的關係中，一個個*之網中，一個豐盛而*辣的人*大雜燴，其中包括我們作為醫治者的恐懼、渴望和需要。這是深層情感和人的行為的混亂世界。像我們這樣的知識分子，把文本模式當作人類行為的模式，把疾痛當作理論來談論，還比較自在。不錯，理論對疾痛來説是關鍵，然而，疾痛是疼痛、失血、心律不齊、難以表達的恐懼、驚慌、徹底的驚駭。它接近行動，不只是思想。
疑病症患者持續的恐懼並非基於幻想的確定*，而是基於持久懷疑的深深不確定*。他既不能確信自己，也不能確信疾病不存在的臨牀診斷。
症狀的第一層意義隱含着社會公認的關於身體和自我、兩者彼此關係的知識，以及它們與我們私密生活關係的認識。
格雷格里·貝特森關於社會關係的雙重束縛理論，描述醫護人員對重症病人提出的相互衝突的要求：首先要*，不要消極和依賴，要積極參與你的治療；但是，當你的病情惡化時，就要順從地把自己交給我們，我們則會因為你所做的或沒能做到的事，而怪罪你加重了你自己的病情。這種雙重束縛可以誤導患者，使他們產生負罪感。這種做法干擾了有效的醫療措施，長此以往，還會使患者和他們的家人心灰意懶，因而導致久治不愈，遙遙無期。
毋庸贅言，在現代美國中產階級中，很大一部分婦女生活在各種壓力下。一方面，社會文化期待她們發揮個人的潛力。在表層上，這常常意味着她們應該有自己的事業，或至少有份家庭以外的工作；在更深的個人層面上，這一社會觀念必定要求人們去追求真實的自我意識，以及它的表現（所謂的自我實現）。近幾十年來，美國文化中，這意見被強調為個人道德的核心要求。這一期待也是消費社會裏流行的商業理念的基礎，但如果把它看作是電視廣告的虛構故事，那就錯了。這是社會極力向兒童傳播的文化要旨－－它引導他們的內心發展，影響他們內在世界的變化。對成年人，它指導他們對自己和別人的身份地位的評價：“盡你所能，不枉此生。”這成了我們每個人內在化了的信條，並不知不覺地把它運用於自己的周圍環境，以致
弗洛伊德的巨大貢獻就在於，他使醫學界認可了用患者的履歷和人際關係的背景來解讀疾病，承認這是醫護工作者的正當技巧之一。在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隨者們看來，要完全地詮釋疾痛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發生在廚房裏、辦公室裏和學校裏的事，也都不是不能被忽視的。……（醫務工作者們）要建立一種新的普通醫護語言，它能夠解讀疾痛與深層個人隱私的聯繫。健康*人員的任務不在於大肆搜尋患者內心深處的祕密，而在於幫助慢*病患者和他們周圍的人，與他們一起面對疾痛現實——也就是接受、控制和改變這些出現在他們生活中和治療中的個人問題和意義。我認為，這其實是所謂賦予患者力量的實質。
我想起我在處理我生活中的重大問題時，總是先逃跑，然後，在精力耗盡之後，再去思考它們。現在不逃跑了，我無法逃避它；我不能避開我正在死去的感覺。你知道，有這樣一種感覺，一種明確的內在感覺：一切正在逐漸衰退，越來越脆弱；活力、元氣之類正在失去。
診斷系統的目的是要通過公認的模式引導疾病的治療。這並不意味着它是各種類型的個人的完美代表，或者是處理他們生活問題的指導。
生物學醫生也知道，他們助長了疑病症問題，因為他們所受的教育使他們表現得似乎永遠不可能完全否認，患者的症狀是隱藏的生物*病變引起的。沒完沒了地懷疑檢查和檢驗是否徹底，是否需要下一個，是醫生作為醫學偵探的職業懷疑主義的一部分。因此，疑病症患者的懷疑恰恰是醫生的懷疑的補充。醫生心裏明白，儘管試圖説服疑病症患者接受否定的結論，他們自己卻從未完全確定患者沒有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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